Happyzone

    学者夏中义是这样给“母校”下定义的：“母校，是远游的学子在他活着的时候，有可能前来凭吊他所掩埋的青春美丽和忧伤的地方。”我不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个阶段的母校，是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还是大学？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个母校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至少有五六个。
    我读小学的母校现在寻找不到踪迹了。最先的小学是一户农家，记得我们村的孩子都趴在农家的案板上读书。我们所学习的第一篇课文是“毛主席万岁”。不久，我们又都转到后村去上学。仍是在农家的屋子里读书，屋后面放了好几口棺材。几位老太太经常来看她们的棺材，唯恐孩子把她们将来的“居处”弄坏了。
    社员们跺了麻刀，涂了黑板，老师就在那上面写字。我们自己从家里搬板凳。泥台上面铺了木板，这就是我们的课桌。我们就趴在上面读书。后来老师去外面参观了人家的“课桌”，学习了人家“先进”的经验，就让社员泥了拖拉机凳子。这可好，板凳是泥的，桌子也是泥的，连在一起真是拖拉机的形状，或者说它是“泥沙发”（那时候我们没任何人见过沙发）。一下课，我们一拍屁股，满屋子尘土飞扬。
    我们只有一位老师，姓朱，什么都教，语文、算术、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。语文课主要是认字。老师在黑板上写出100个字，一个字一分，认出多少就得多少分；算术课是教加、减法；体育课基本上是组织我们玩乡村的那些游戏，如“丢手绢”、“弹石子”之类。朱老师教我们唱歌、那嗓子实在不好听，像破锣一样。他教我们唱“东风吹，战鼓擂”，就像破锣一样在那咚咚地敲。他还教画画，画的杨子荣还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。他大概认为那是得意之作，可我们总看着不像，是把杨子荣画丑了。听母亲说，朱老师的家庭成分高，又是“黑帮”，按说是我们的“敌人”。然而，滑稽的是他照着课本总是在骂着自己的“阶级”，还向我们讲着红军爬雪山、过草地的革命故事。讲着艰苦奋斗的革命道理。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总觉得是言不由衷的，“敌人”怎么能说我们的话呢？这朱老师着实待我们好。经常把自己家收音机带来，放给我们听。俗称“话匣子”的收音机，在那个时候却是稀罕物，全村能有一部就算很不错了。
    尽管当时教育经费拨的少，但对教学要求却很高。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村小什么课都要开全，让我们“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”各方面都得全面发展。这朱老师怎么能生出三头六臂来？可朱老师真有办法。门前有一块地，他带领我们开荒种地，在那上面种玉米，结出饱满的玉米棒子。朱老师到集市上卖了玉米，给学生换来了许多小皮球。我们便有了拍皮球的活动。更令我们惊喜的是，凡是参加种玉米劳动的学生，下个学期的学费都被免了。
    现在想来，朱老师实施的真是素质教育。
    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两年。到了二年级的时候，又添了一个老师，是本村的，姓李。教室也增加一处。当时是村西一年级、村东二年级。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就都转到中心学校去了。在那里，我一直读到初三。进了中心校，那里的老师不明白，怎么来自后村的学生读课文都是唱书歌，这是朱老师教的。说也奇怪，从小到大，我学了这么多课文都记不住，就是朱老师教的书歌至今不忘。如这一句——：“儿童们，团结起来，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”这一句因为是唱出来的，所以记得牢。
从小学到大学，我有很多母校，可我就是忘不了我在后村读书的那两年。我是在这里接受的启蒙教育。我的母校已经毫无踪迹，连朱老师也在几年前去世了。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永不磨灭。我做工作的光明中学（也是沪上百年名校）每次举行校庆的时候，看到校友们纷纷前来寻“梦”，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份感动。那找不到踪迹的地方曾经是我的母校，它贮存过我儿时的梦想，扎根于我的心中，成为难泯的回忆。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&

一路走来,不知道进入多少学校的门坎。回首望，是否能找回感动的记忆？